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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入股所成，《联邦储备法》最初将美联储设定为私人所有的金融机构，就是为了保证美联储在进行货币政策讨论与决策时不受任何外界干扰，而且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中的七人票委成员任期长达14年，远超总统的4年任期，且任期交错，由此隔离总统任期内干预理事会决策的风险，同时充分展示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虽然美联储从2025年9月开始重启降息，但这绝对不是特朗普威逼恐吓的结果，而是针对美国就业市场甚至宏观经济存在收缩与下滑风险做出的客观性选择。

　　表面看，无论是在与鲍威尔的交锋中，还是对库克的施压上，特朗普似乎并未占得明显优势，但事实上，这些公开动作更像是其改造美联储的“热身”。他已清晰看到目标正逐步逼近并不断强化。与库克交手期间，美联储执行理事库格勒提前半年主动辞职，特朗普迅速提名白宫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补缺，加之其此前钦点的执行理事沃勒与鲍曼，使其可影响的FOMC票委人数增至三人；随后又选定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新任主席，其对FOMC票委的掌控由此扩大至四人，达到绝对多数。

　　全面“对等关税”迅速为美国带来可观贸易收入，却大幅推高了进口商成本。两家企业随后在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起诉，另有12名籍州检察长联合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违反宪法授权原则”。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地方法院分别于2025年5月和8月裁定，特朗普无权援引IEEPA征收“对等关税”，相关征税行为违法。此后，特朗普政府组建由最高检察官、司法部官员及知名律师组成的抗诉团队，正式将争议推向最高法院，一场“博弈”由此展开。

　　在最高法院围绕关税合法性的辩论中，原告方强调，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历来仅用于制裁和资产冻结，从未涉及“关税”或“税收”，也从无总统援引该法征税的先例，美国政府亦无法举出国会曾以“规范”或“规范进口”等措辞授权行政部门征税的法律依据。对此，司法部辩称，IEEPA明确授权总统“规范进口”，而关税正是传统的进口监管工具；总检察长索尔进一步指出，法条虽未直接提及“关税”，但允许总统为应对危机而“规范”财务“进口”。特朗普的辩护律师则强调，相关关税属于监管性而非创收性关税，目的在于调控贸易，而非增加财政收入，因而属于总统权限范围。

　　在终审裁定的最高法院内部，围绕“对等关税”出现明显分歧。总体来看，九名官中至少有六人对政府依靠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无限制全球关税持保留态度。首席官罗伯茨指出，征税权是国会的“核心权力”，若允许总统以外交权力凌驾其上，将导致行政权与立法权的相互侵蚀，并明确否定了政府“关税并非税收”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任命的巴雷特和戈萨奇同样对“对等关税”提出质疑：巴雷特追问，若关税是对紧急威胁下的进口“规范”，为何如此多国家同时构成紧急威胁；戈萨奇则直指核心问题——国会是否能够授权总统征收关税。自由派官卡根亦尖锐指出，若关税源于紧急状态，为何总统反复宣布紧急状态，又为何美国长期处于“紧急状态”之中。

　　回顾来看，无论是移民改革、财政支出突破，还是政府机构及独立性组织的调整，法院对特朗普多项“创新”政策均给予认可；其最终开征关税亦带有双边谈判结果的属性。综合这些因素，并兼顾原告诉求，最高法院最可能作出有限裁决：总体维持总统权力，但要求其在宣布国际紧急状态时限定范围和期限，设定明确标准与终止条件，并对受损的美国进口商予以补偿。如此一来，关税得以保留，总统自由裁量权在边际上收紧，法院不失权威，特朗普亦不致颜面尽失。

　　特朗普重返白宫伊始即推出“学术问责计划”，要求高校开设“美国传统价值观”课程、接受政府指定科研方向审查，并公开国际合作项目的资金来源。数月后，国土安全部以高校通过招收国际学生、获取更高学费以补充巨额捐赠基金为由，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随后，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年后，哈佛等高校出现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进一步激怒特朗普。作为回应，特朗普政府除要求清除“反犹主义”、废除高校向少数族裔倾斜的多元化政策外，还致函哈佛，敦促其改革重组，包括停止基于种族、肤色和国籍的优待，改革国际学生招生流程，并关闭所有与“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相关的项目。

　　除哈佛外，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西北和康奈尔等高校亦遭到联邦政府的实质性财务制裁与风险警告。由于联邦资金突然中断，哈佛和普林斯顿等校被迫出售捐赠基金持有的私募股权资产以维持基本支出，但此举并未换来特朗普政府的任何让步。作为最新政策姿态，白宫向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内的9所顶尖高校发出《高等教育学术卓越协议》，附加国际学生比例不超过15%、单一国家学生占比不超过5%、放弃招生中的性别与种族考量等苛刻条件，最终遭到九校集体拒绝。

　　在一方面依赖公共财政、另一方面又承受政策价值观施压的夹缝中，美国大学校长们正面临最艰难的治理时刻。这场冲突的实质，是学术自治与国家权力、与政治极化的对抗，也是美国党争的必然产物。长期推动多元文化主义与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政策，而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民粹保守主义则带有明显反智倾向，将学术界的“进步主义议程”视为脱离现实的精英说教。因此，对特朗普而言，通过重塑大学价值观以重构学术权力格局，已成为其政治目标的重要一环。